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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论书绝句——李一评近现代书法名家系列之王世镗

2016-09-27 10:00:58 来源:李一书屋作者: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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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境结庐幽兴长,重摩旧刻起寒铓。

惜哉搦翰追张索,不放碑风入汉章。

  王鲁生天资过人,通经好古,兼及西学,尤精天文历算,科第之期举以对策,主事者以新党目之,竟坐是被摈,遂绝意功名,以涵养新知自任。避戊戌党祸,入兴安依其兄以居,复结庐梁州,喜其地饶有古风,因家焉。既入其境,访褒斜古道摩崖,得汉魏十三品,覃思力索,书学日进。民国肇新,先后出长数县,旋卸篆而还,闭户潜研汉晋金石遗墨,爨宝子一碑最所经意,合之流沙坠简,裁酌运毫,汇字为联,都八百余纸。而心得所萃,首在章书,真积力久而入,笔致雄厚,醇雅酣肆,格高韵古,骎骎突过张伯英、索幼安,岿然斯道宗匠,赵子昂、宋仲温不足数也。尝改订草诀歌,复穷数年之力,成稾诀集字一种,兼收章今两草,皆勒石存世,搨本外流,见者惊其沉浑,至谬传为往古法书,坐是享誉。然迹其所作,犹为帖学所笼罩。清世碑派复振,学者翕然从风,沈乙盦秉于运会,引北碑入章草,遂为书道开一生面,王瑗仲承之,裕后光前,堂庑益阔。鲁生既精碑体,复擅急就,惜泥而不化,判然两涂,初未通贯旁参,融而一之,取较沈王师弟,尚有未至,正以此也。

王世镗简介及作品欣赏

  王世镗(1868-1933),字鲁生,中年后号积铁子,晚年号积铁老人,天津人。近代著名书法家。幼习经史,善词章,资秉高迈。受西学影响,对天文数学兴趣浓郁,且有深研,亦因此之故,在参加科举考试时,策问条对,数据演算过于详尽,主考官疑其为新党,遂致名落孙山。于是绝意仕进,致力新学,与维新变法重要人物谭嗣同、唐才常等时相往来。戊戌之后,赴陕西投奔在兴安(今安康)为官的堂兄王世锳,校碑读书,潜心研究书法。后曾短暂从政,于民国三年(1914)任镇巴县知事,翌年任西乡知县。

  书法一道,少年时代多摹龙门石刻,喜其古拙博大之风。及至陕南,游褒斜,抚摩崖,钩深探赜,广采博览。中年以后,习魏碑志外,尤致力于《爨宝子碑》。楷书融冶魏晋,用笔朴茂恣肆,趣韵高古,别出新意。曾集《爨宝子联语》八百副,亦可见其于此碑用功、精研之深。

  书法主要成就乃在章草研究及创作。从文字学研究入手,改订旧《草诀歌》为《增改草诀歌》。知镇巴县时,有邑绅请以《增改草诀歌》上石,惜石腐工拙,拓二十余本即弃置之。后又集百衲本,集以名帖,兼收章今,名曰《稿诀集字》。约集汉上名流沙品三、徐泽生、程履端、胡介人等九人或书释或题跋。民国十七年(1928),由汉中道尹阮贞豫主持,勒石嵌于汉中宝峰寺壁(现移藏于汉中市博物馆),遂有拓本流传于世。1980年、1989年,文物出版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旧拓,先后影印出版《稿诀集字》。

  王世镗章草书艺,大概分为三个阶段。早年临习《急就章》、《出师颂》、《月仪帖》诸法帖,骨力雄强,笔势凝重,虽稍显谨饬,然已独具风貌。嗣后即熔铸章今,陶冶篆分,疾涩兼施,笔势畅达,含蓄古朴而无唐突挥驰之弊,用毫多变更得浑朴淋漓之致。变章草之每字断离而略呈上下牵连之态,一幅之中,大小参差,形完气足,极富韵律而意趣盎然。此其草书之转捩时期,约在五十至六十岁之间。花甲以后,渐入佳境,尤以至南京后,与于右任朝夕探讨,纵观秦汉简牍,毫端融会,集其大成;加之心情畅怡,思逸神飞,故能意趣天成,出神入化。

  王世镗论书箴言选录

  一、草书之有章、今,由于时代风气所致,其精神独到处,皆足冠绝群英,各适一涂(途),谓互有短长则可,谓孰为优劣则不可也。然今出于章,习今而不知章,是无规矩而强求方圆,未见其可也。石氏《草字稾》搜罗虽富,不入章草一字,来免数典忘祖。

  二、盖不入汉儒之门,莫窥晋人之奥,此必经之阶级,其所由来者尚矣。论者但以波磔章奏为言,未足尽其微妙。约而论之,初学宜章,既成宜今。今喜牵连,章贵区别。今喜流畅,章贵顿挫。今喜放宕,章贵谨饬;今喜风标,章贵骨格;今喜恣肆,章贵严重;今喜难作,章贵易识;今如风云雷雨,变化无穷,章如日月江河,循环一致;今喜天然,天然必出于工夫,章贵工夫,工夫必不失天然。难作者如天马行空,虽险无怖;易识者如鸿爪印泥,至终不变。今适于大,章适于小;大适肘臂,小适指腕。今险而章逸,今奇而章偶。

  三、今欲速,速贵能留,留则罕失;章欲缓,缓贵能走,走则不滞。今收笔故抑,抑便就下;章收笔故扬,扬便截上;用意不同,取势自异。今多用之寻常酬答,章辄用之郑重文牍;所谓章草者,以草书用之章程奏事也。汉章帝诏章奏许用草书,上好下甚,遂成风气,观帝书是何修整,顾以下呈上而敢纵越耶?故其一种敬穆之气,流露行间,元非忩遽可为。盖今草任笔兴所致,不害为佳;章奏必平心静气而为之,尚恐有失规矩而不易识,此根本上之殊点也。

  四、张怀瓘《书断》乃云:章草之字区分,张芝变为今草,加其流速,上下牵连,则今草始于芝,而章草为古草矣。试观其一波三折,决非颠狂一往直前之概可比,不唯长史不能到,子敬亦瞠乎望尘。不过此体书不适于奏章尔,虽诏许用,必通行已久,人多能作易识,不则又岂可强致耶?晋人今草虽不便章奏,然未有不本于章草者,假令彼时章奏许用,必不至于颠狂,盖祥金无能跃冶也。彼时已成为一种美术,人人矜重之,观止矣,蔑以复加矣。

  五、唐人止重晋书,少章草一层工夫,翻欲出奇制胜,故流于颠狂,不可矜式。有学识者,多致力于行书,唐则有颜真卿,开宋四家,而苏为冠,然偶作大草,每苦于无根底而失规模,少有能知其故者矣。

  六、唐人有一种书,不章不今,意在兼取,字体一律而不牵连,笔画一致而无波磔,一字一笔,如绳盘旋,略无姿势,既非难作,又不易识,两失章今之旨,强欲自成一家,绝无精神可贵之处。类此者,皆由于不知其层累曲折,稍用功力,便欲外古人、异前程,而奇觚一新。

  王世镗轶事

  一、于右任“发现”王世镗

  民国二十二年(1933)春季的一天,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公余散步,来到位于瞻国路上的集古斋看字帖。此店字帖收藏闳富,店老板张熙园已近七旬,亦一诚实、风雅之士。他递给于右任一本《章草千字文》帖,让他看看是何代作品。于右任大体翻看,说看此字帖至少是宋朝人所写的。张老板让他再往后看,于右任翻到末页,落款处写着:“中华民国十年九月,陕西省汉中道镇巴县知事、津门王世镗书”。

  于右任十分惊奇,认为书者不仅擅长章草,而且深通汉魏六朝书法,确是罕见高手,遂提出愿以师礼邀聘此人来南京。当获知王世镗住在陕西省汉中道南郑(今汉中市)时,他恳请张老板代为前往汉中,以申邀请之诚,并致送路费及贽敬之礼。

  几天后,王世镗在张老板陪同下来到南京,于右任热诚款待,暂时留在自家居住,并荐举王世镗为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每月只到监察院去几次即可领薪。从此,于右任常与王世镗谈诗论文,交流书法,结为挚友。

  二、于、王订交的另一版本

  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购得卓君庸氏以“明人所书”名义印行的《章草章诀歌》,经仔细考证,确认非古人所作。一日其外甥周伯敏来访,说起此事,方知《稿诀》系周伯敏叔岳父王世镗所作,此人正蒙辱受困于汉中。于右任大为惊诧,认为“今世仍有如此奇才,埋没穷山,实国人之羞”,于是致书驻陕的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托其将王世镗请到南京相见。

  王世镗时方卧病,闻之感奋,临行赋诗数首,其中有云:“知希为贵宠若惊,道破人情无定衡。惟有斯文吾辈事,不关廷尉与王生。”又有“寂寞园林方卧雪,朵云入户帝乡招”之句,志其感激欢忭之情。

  1932年冬,王世镗由其子陪同来到南京,于右任与之相见恨晚,尽出其所藏古今碑帖遗简影本以飨,并广为称誉,且予以监察院参事名义,专事书法。于右任广为延誉,先生遂声名大振,举行书展,展品被争购一空。

  关于于右任“发现”王世镗的经过,这个版本似比上一说法更接近历史真实。

  三、于右任痛悼王世镗

  得于右任之助,王世镗在南京埋头碑帖,曾为于右任书《于母太夫人行述》(原石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融汇章今,酣畅而情真,堪称平生杰构,当时即以影印本流行海内。复手书《重定章草草诀歌》六章,此为王氏草诀系列的第三个定本。

  王世镗勤于研究与作书,加之应接酬酢,日夜辛苦,以久病体弱,兼水土不服,不幸于1933年初冬病倒。延医诊治,惜无回春之手,终于11月4日病殁,享年66岁。于右任深为痛悼,于南京牛首山买地营葬,与清代书家清道人为邻。于右任亲书墓碑:“大书法家王世镗先生之墓,世愚弟于右任敬书。”并为之诔曰:“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以并。”

  于右任另有挽诗四首,深表敬重、叹惋。其中有“虞公臂痛兴犹酣,白首埋名亦自甘。稿诀歌成前数定,汉南不死死江南”,“三百年来笔一支,不为索靖即张芝。流沙万简难全见,遗恨茫茫绝命词”,“牛首晴云掩帝京,玉梅庵外万花迎。青山又伴王章武,一代书家两主盟”之句。

  王世镗遗墨散失很多,于右任出资收集、刊印,才得以传世。

  四、关于《章草草诀歌》之迷案

  由于《章草草诀歌》书名比《稿诀集字》通俗而且印行版本较多,前者影响远大于后者,现今很多学书者甚至一些书法研究者尚不清楚《章草草诀歌》的作者为谁,部分原因在于受该书收录的余绍宋、罗复勘、林志钧、周肇祥等人原题跋误导。

  当卓氏印刷的《章草章诀歌》发行后,面对这一后出印本,王世镗急欲申明真相,却不但有口难辩,且被牵进一场莫名风波,名誉受损。当时的著名学者余绍宋和北京艺专书法教师罗复堪等人,对照原拓本及印本后,认为《稿诀》是据明代“不著书者姓氏”的拓本改易而成,“颇疑王氏藏有旧拓,知其鲜传,故所以为蓝本,略补小注并及近世人,证其为己作耳”。王世镗以此蒙受“掩毁名字,剽窃宝藏”恶名。

  平心而论,这些专家学者将原作者王世镗认定为剽窃者,并非有意与王世镗作对,皆因《稿诀》虽系“百衲本”,来源广、集字多,但全篇风格统一,书写既佳又学养深厚、格调高古,使人不敢相信系今人所著(确切说,应为“编著”)。

  大概也正由于这一缘故,于右任请王世镗到南京之初,便邀靳仲云、章一山等当时名家观王世镗当面挥毫,为之正名,随即作有“真面庐山不会非”之定论。此时有人建议王世镗对卓氏“毁名盗印”一案提请诉讼,王世镗但付之一笑:“此斯文事,奈何对簿公堂?且如无此印本,我亦无缘得会于先生?”这一离奇的“章草案”遂无形了结。于右任后曾作诗咏到此事:“一段离奇章草案,都因爱古薄今人。”

  (参阅薛继军《王世镗先生生平及其书法》、许亚洲《一段离奇的书法案和书法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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