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首页
求购单(0) 消息
李一首页资讯资讯详细

【评论】怎样叙述中国当代书法史?

—读李一、刘宗超新著《新中国书法60年》

2011-11-18 18:54:18 来源:艺术家提供作者:祝帅
A-A+

  引 言

  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李一、刘宗超两位作者合著的《新中国书法60年》一书,是目前我们见到的国内第一部以新中国书法史为独立研究对象的专著。1这部著作在充分吸收前人在中国现当代书法史研究领域、书法批评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通过文献、访谈等等方法进一步挖掘当代书法史的史料,拓展书法史的观照视野,史论结合,从而对1949-2009年间的中国书法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理论的反思。笔者拜读这部著作之后,认为其在中国当代书法史研究领域具有开辟研究范式之功,是一部此后当代书法史研究者绕不过去的重要著作,与此同时,它也提示我们应该开始思考“当代书法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的相关议题。

  一、开启书法史学研究的“当代”视阈

  在中国文学史、美术史等其他研究领域中,学术界有着清晰的“古代”、“现代”和“当代”断代范围的区分。所谓“现代文学”,一般指的是1919-1948这三十年间的文学,而“当代文学”的时间范围则是从1949年至今。尽管上个世纪末以来,文学史研究界内部开始有学者试图突破这种研究框架和分期,试图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研究范式来取而代之,但是基于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共识,目前在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领域,“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已经基本上呈现出三足鼎立、齐头并进的格局。直到今日,中国文科大学中的中文系仍然沿用“文艺理论教研室”与“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并列的体制,由前者承担一般的文艺学、文学原理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后者则负责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尽管目前国内的文学界对这样二元对立的体制颇有微辞,但需要看到这样的分工客观上却使得国内文学研究领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独立的姿态和成果,并且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研究界就围绕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讨论。人们甚至意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已经成了一个“几十年历史、几千人研究”的“拥挤的学科”。但目前相对于书法领域的研究现状而言,我们却要注意吸收其中积极的因素,其分期意识、结构体例以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取得的文学史写作及反思的理论成果,对于其它学科(特别是书法领域)进行类似的研究时都是不无启发意义的。相对而言,目前国内的艺术学其它领域的当代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问题意识,似乎还不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

  无论如何,“现代”与“当代”在时间概念和作品形态中的划分意义,基本上已经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常识。然而在书法界,相对于蓬勃发展的古代书法史研究状况而言,现当代书法史,尤其是当代中国书法史研究则是一个彻底的“冷门”。从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在当代书法研究领域虽然出版了几部书法批评和专题书法史(如“现代书法”)的研究专著,也有一些学者(如陈振濂等人)从晚清开始,写作过一种广义的“中国现代书法史”,但从一个学科意识出发,自觉写作以新中国书法状况为议题的“中国当代书法史”专著,在《新中国书法60年》问世之前则可谓尚未正式启动。在“中国书法史”研究和教学中,人们常常潜意识地把它设定为“中国古代书法史”,而天然地把建国后书法领域的众多成绩和繁荣景象排除在外。许多以《中国书法史》为题的专著和教材,可以心安理得地写到晚清结束,至多对民国书法稍有涉及,而大可对“当代书法”置之不理。再以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中国书协“第八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获奖论文为例,相对于书法理论和书法批评,此次讨论会仍然体现出当代书学研究中书法史“一枝独秀”(刘恒先生语)的局面,但这里的“书法史”也基本上等同于“古代书法史”,人们对当代的研究仅仅具备从批评角度进行研究的能力,而缺乏历史视角的观照。

  这种“厚古薄今”的情况出现在书法研究领域,是很不正常的。因为正如邱振中所说:“对任何一个艺术领域来说,当代创作始终是最核心的问题,所有的批评、理论都要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而展开”。2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对当代书法领域太熟悉,才使得它不像我们所不熟悉的古代书法史显得那样有“学问”,最终让我们对它“熟视无睹”了。在当代书法史研究领域还没有出现几部重要的学术著作时,学界出现这种心态并不奇怪。1980年代我国高校的中文系开设中国当代文学史类课程时,也往往不敢称“中国当代文学史”而只使用“中国当代文学”这样一个模糊的称谓。但在今天,该学科的吸引力和可行性已经初步显现,当代史学科建立的合法性也已经通过相关领域的实践成果加以确立,《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类的教材也被正式列入了高等院校教材的系列。在这样的背景中,如何在广泛地吸收这些成果的同时,以书法学界的当代史研究成果与其他文学艺术类学科的当代史研究者相对话,自然成为中国书法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的兴奋点。当然,中国当代书法史研究对我们的吸引力却远不止于此。在我看来,中国当代书法史研究还是进行书法批评的重要基础,在“解释学循环”的意义上,两者也是互为对照的。同时,较之以往教师基于个人判断,常常对当代书法界作出的片面、浅显、断裂式的描述,这项工作对高等书法专业的教学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不过,写作“中国当代书法史”这样一种“发凡起例”的工作,必定面临着研究方法方面的许多困难。这么说并不是认为当代书法史研究领域没有任何前人研究成果可资借鉴。除了已有的书法史著作中对于“当代”部分的有限的积累外,我们目前从事当代书法史的研究和写作,至少还有这样几方面的成果可以作为参照系。一方面是文学史、艺术史等兄弟艺术领域的当代史分期意识与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已有的当代书法史个案研究的成果和书法批评的积累。相对于美术等其它领域而言,由于书法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客观上也使得书法批评的空间极其活跃(尤其是在网络批评空间兴起之后)。类似于美术界的那种“吹捧”式的商业批评在书法领域中不是没有,但至少相对于其它领域而言还不至于成为主流。这些都为我们撰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当代书法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眼下这部《新中国书法60年》就显得及时而重要。《新中国书法六十年》一书在对书法史的脉络梳理中新见迭出,这得益于作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意识。两位作者通过文献和访谈的方法,大量搜集整理了中国当代书法史的文字和图像实物方面的史料,编订“年表”,这使得全书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装帧精美、图文并茂,并且大量采用表格、数字、图像的方式来补充文字叙述的历史,这些都是《六十年》一书区别于此前现当代书法史研究的独特之处。笔者认为,这部著作不仅值得更多关心中国书法的人关注,并且也应该及时进入到高校书法专业书法史的课堂中来,而对于两位作者在书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则更值得治书法史研究的专业读者去细心解读。

  二、时间线索与专题叙述相结合的历史研究框架

  此前,书法史领域当代史研究的苍白,有这样几个内在的学术原因。一方面,相对于已经有诸多范例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古代书法史研究,人们对于当代书法史史料的积累和甄别工作进行得还非常有限,书法史学者对于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当代材料”中挖掘出有历史和学术价值的“史料”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较之需要广泛收集研究材料、需要对书法作品具有敏锐的审美判断力和价值认知,又在没有任何前车之鉴的情况下进行中国当代书法史写作,发表一些比较随意的见解或者批评,的确是一件更轻松、更不易出现硬伤的工作。可以说,面对资料匮乏这一首要的困难,许多研究者不是着手开始作认真细致的史料积累工作,而是直接回避这一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纯学术工作。正如陈平原看到的:“以理论思辨取代史实考证这一研究思路,其实蕴含着一种走捷径而不愿坐冷板凳的侥幸心理。”3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如同陈平原所区分的那样,“文学批评可以是‘单面向’的,文学史则必须有整体观照。”“除非永远停留在鉴赏式的批评,一旦进入文学史研究,就不能不借助某种理论模式对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作整体的结构性把握。”4相对于古代书法史的知识系统和研究方法的深入程度,人们还并没有找到一种区别于一般的感想文字或者书法批评文章之外的当代书史研究的一套话语系统、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从而可以对60年的书法史进行一种学术化的把握和理论叙述。因此,《新中国书法六十年》在史料、史识方面的发现和创新,都是该书值得深入解读和分析之处。

  在研究范式方面,该书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建立起了一个以时间线索为基本分期,同时以专题叙述为主线的当代书法史的叙述框架。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两位作者通过合作分工很好地完成了史料钩稽与理论评价两方面的任务,这是一个可以供后人追摹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框架看似并不是书法史本身,但它却潜在地支配了一部著作的内在架构,是从事书法史研究和写作的必要前提与基础。具体地说,这一框架的基本内容,涉及中国当代书法史研究的分期问题、写作方法、结构体例等等重要的方面,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应该提到在此之前对于当代书法史研究框架做出重要贡献的一部著作,即陈振濂的《现代中国书法史》。5这部题为“现代”著作,其实际涉及面是自近代以来的中国书法始,截止到作者付梓出版的1996年止,因此其中也包含了一部分“当代书法史”的内容。应该说,陈著是一部极其重要的现当代中国书法史研究的著作,《新中国书法六十年》一书对于陈著的优点和部分论题多有借鉴和传承。但两部著作的写作体例并不完全相同。陈振濂的著作是以专题(如书法创作现象与流派,书家,书法行业组织,书法理论等)为中心展开叙述的,虽然有比较明确的“近代——民国——建国以后——当代”的划分,但这只是大的脉络,而不旨在对各个阶段书法史本体演进路径进行历史的把握。这种书法史的写作方法,更接近于书法理论的写作方式,其优点在于非常有利于展示作者的理论思力和观点,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对于作者的个人学术能力和书法史的知识要求比较高。对于一般作者而言,如果没有陈振濂此前的经历和相关研究作为必要准备,而简单模仿这种写作方法,恐怕很容易导致对于史料的钩稽这种需要坐冷板凳的硬功夫的忽视。并且从陈著的实际情况和篇幅来看,由于截稿时间较早,使得近20年后的今天再来写作一部“当代书法史”,一定要付出比陈著更多的史料工作才能有所建树。

  《新中国书法六十年》一书,是在每一个大的部分(如上篇“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下篇“改革开放时期”)之下再次进行二次的分期把握(如上篇分为1949-1966和1966-1976两部分,下篇则按每十年一个自然分期,分为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在此基础上对每个小分期的总体情况进行概述后再以专题的方式进行分别的论述。应该说,这种写作体例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可供后人重复使用的写作范式。从逻辑上出现的先后次序来说,似乎这种体例著作应该诞生在陈著之前。作为一种个人性很强的书史研究专著,陈著似乎具有某种“超前性”,但从篇幅上看,则《六十年》一书的丰富性和前沿性又使得这种次序并无太多不合理之处。更何况,该书虽然史料详尽,较之陈著来讲理论的发挥和演绎相对较少,从而更显得“实”一些(这并不是对两部著作进行价值判断),当然《六十年》的作者也并没有满足于仅仅做一部大事记,而是同样兼顾了写作者的主体性,并且始终有一种指向未来书法创作实践的抱负。可以说,兼顾了史料和史识——史料翔实,而又不失个人见解和对于书法艺术的基本立场是陈著和《六十年》的共同特色,只不过侧重点还是稍有不同。

  本书对于“当代史”下线的处理也值得稍加分析。已故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王瑶曾经指出,距离十年以上的文学现象才可以写成“文学史”,否则的话只能写成“文学批评”,因历史需要拉开一段距离才可以审视故。但这一说法并没有科学实证的理由加以支持。因此,至于到了什么时候,我们才不把当下的时代称之为“当代”(至少在学术研究中如此),就成为当代书法史学者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笔者的态度是,尽管“当代”至今还没有终结,“当代书法”的优秀作品和风格流派还在不断产生,一些代表性书家仍然处在他们的创作盛年,但是这一切都丝毫不妨碍我们进行中国当代书法史的写作。这不仅因为当下的书法教育和研究格局对于这门学科的呼唤的紧迫性,而且还因为中国当代书法展开60年来的成败得失历程,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进行小结、也必然需要理论梳理与引导的阶段,史学家已经可以就中国当代书法进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的影响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和比较中肯的评价,而且这种判断是当前书法创作格局中所急需的,我们的社会也需要由此来进一步规定未来中国书法发展的选择和取向。当然,我们同样不能回避可能出现的一些书法新人,但是这可以通过著者断代的年份来决定。为了追求科学的精确性,《六十年》一书将所断代写作的时间段(1949-2009)在标题中标出,这样的确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至于这个断代中的终点确定在何时才可以进入书法史的视野,则不妨认为是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

  三、当代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专业化诉求

  本书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中的一大特色,就是“知人论世”,注重书法与社会的密切联系。这不仅仅体现在两位作者在论述每个时期的书法的时候都注意介绍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态”,还体现在作者试图使用书法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的史料,从而对一个时期的社会史、文化史进行一种把握和描述。这尤其体现在“导言”和各个章节中从书法出发,对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时尚所作的把握,例如作者着意对于《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字方案》的公布和推行、日常书写工具的几次重大易换、考古发现等等社会性议题的论述,就是一些非书法本体的内容,但却是着眼于它们与书法本体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再如作者对于书法行业组织的研究,也是发以往书史研究所未发。书法行业组织的出现对书法建制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目前对于书法家协会等行业组织的专门研究的论文还不多见,因此这种书法史论题是极其有可能发展为专门研究的。无论如何,书法作为一种在国内有强大的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在这一点上,是美术、雕塑等其它艺术门类所无法与之抗衡的。从社会视角拓展当代书法史的研究视野,突破书法的本体研究,注定应该成为今后当代书法史研究的一个必然取向。

  与此同时,善于发现、观察和把握书法史中的前沿议题和前沿现象,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对当代书法史研究的过程中,作者特别注意到了网络媒体的兴起、现代书法诸流派的历史性登场等主流书法史不太容易关注到的前沿现象,并对此加以学理化的论述。从纷杂繁多的当代书法事件中选择值得进入历史的现象,需要作者的前瞻性和前沿意识,绝非人云亦云,或者仅仅根据政治导向加以判断就可以完成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对于当代现象的观察赋予一种历史的视角和学术的评价?怎样处理一些我们仍然生活在其间的“人事关系”?其实,这些仍有待于各个领域当代史学者共同关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既是当代书法史研究的难点,又是其旨趣所在。在这个过程中,坚持必要的“书法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做到学术观点的“百花齐放”、“兼容并包”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历史研究不是大事记,仅仅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清楚就可以了事,但历史科学同时也不同于可以逞才恃气的批评,更不是“速朽”而不负责任的网络言论,因此对于这种“史识”的把握和一种对于艺术风格多元化的评价标准是极其必要的。《六十年》的作者对此有清楚的认识,虽然在对于一些具体作品和具体艺术流派的评价上似乎不无可以商榷之处(如笔者在第九章中所批评和否定的几幅“学院派”创作群体中的作品,从另外的标准看来恰恰是最能代表这一流派的水准的优秀作品),但整体上的把握和包容性仍然是值得称赞的。

  此外,重视书法理论研究的“学术史”之于“当代书法史”的价值,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上下两篇中,两位作者分别都为不同时期的“书法理论研究”留下了必要的篇幅。应该说,这种对于书法理论和书法学术史研究的倡导,从陈振濂写作《现代中国书法史》的时候就已经初现端倪,开辟了当代书法史研究重视书法学术史这一分支学科的优秀的学统。而“学术史”的研究,本身又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的一个前沿。例如,史家从历史研究本身出发,进而上升到反思专题史写作的理论构思本身,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很好的学术建设。比如1980年代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在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早在1995年,黄修己就写作了《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这样的学术史著作。此外还有“重写文学史”这样口号的提出;并陆续出版有《小说史:理论与实践》(陈平原)、《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钱理群)、《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陈平原)、《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洪子诚)、《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温儒敏等)等一系列有意识的学科反思,大学中开设的相关课程更是不计其数。因此,书法学术史的研究,有利于促成书法与当代学术前沿的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书法史学科整体水准的一种重要体现。

  行文至此,我们必须在这些优秀成果的学术积累之上,对中国当代书法史的研究提出一种“专业化”的要求,因为只有这样不断反思和批评,学术才有可能发展。其实,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进而反思历史学的“元研究”,属于学术研究发展的一种常态,在其它领域中也正是这么做的。除了上面提到的文学史领域的诸多成果之外,在哲学史领域,胡适、冯友兰等前辈学者已经开始在撰写哲学史的同时关注哲学史写作中的理论问题;即便是在起步相对晚的思想史界,也出现了葛兆光的《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即出)两部著作。且不说这些著作目前研究所达到的水准,但至少提出类似的问题,就是值得鼓励的。对比来看,我们书法领域的相关研究至少要落后于文学史、哲学史界,甚至也大大地落后于美术史界。但我们相信随着“当代书法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设,会出现更多年轻的学者来关注这一研究领域,从而生产出更多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在当代书法史研究成果不断成熟之际,对于当代书法史研究和写作提出一种“从业余走向专业”的要求,作为今后中国当代书法史研究成果的一种努力的方向。这么说当然不是说目前从事当代书法史研究不是书法专业的作者,相反,由书法界的人士亲自来撰写书法史,不仅当今就是这样做的,而且是一个值得发扬和保持的学统。但是,笔者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在保持这一基本前提不改变的基础上,尽可能通过增加史学方面的专业训练,培养出一批熟悉当代书法和历史研究两个领域,能够熟练应用和掌握历史学最前沿研究方法的专业的当代书法史学者。例如,我们目前可以想象得出来并且实际操作的途径是,尽快把“中国当代书法史”作为一门独立于“中国(古代)书法史”之外的独立的课程,加入书法专业本科生的教学培养计划,或者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开始招收以“中国当代书法史”为研究对象的书法硕士研究生。作为书法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也可以考虑增开“当代书法史专题研究”、“当代书法学术史”、“当代书法史学史”以及“当代书法史料学”等硕、博士的研究生课程,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当代书法史研究的专业化进程。

  小 结

  总的说来,《新中国书法六十年》是当代书法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其研究方法、写作体例和所提出的一些问题,都像我们展示了当代书法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以及未来有可能的学术方向。当然,诚如作者所说,由于出版时间的限制,使得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例如在我看来,本书所访谈的对象从数量上说还可以再多些,对于统计分析、定量研究等史学研究中的“计量史学”前沿方法的应用也还可以再深入、再大胆些,等等。当然,对于这样一部具有范式开创之功的鸿篇巨制来说,这些并不妨碍其成为一部阶段性的里程碑,可以说它代表了目前我们在当代书法史研究领域中的最新水准,此书也是今后当代书法史研究者所必需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当代书法史研究的著作问世来丰富书法研究的格局,毕竟学术上的“百花齐放”,永远要比“一枝独秀”更有魅力。

  2009年11月20日于北京大学

  祝帅 北京大学博士

  1 李一、刘宗超《新中国书法60年》,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2 邱振中主编《当代书法创作:理想与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3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4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0页。

  5 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返回顶部
关于我们产品介绍人才招聘雅昌动态联系我们网站地图版权说明免责声明隐私权保护友情链接雅昌集团专家顾问法律顾问
关闭
微官网二维码

李一

扫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图形
就可以关注我的手机官网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