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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访谈】铸造共和国书法史碑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一访谈

2011-11-18 18:09:47 来源:艺术家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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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共和国书法史》这个选题是个新课题,尚未见有人研究,您作为当代著名书法家、艺术评论家,研究视角是怎样由古典转向现代的?做这个选题的初衷是什么?

  李一:这个选题在学术界是个新课题,对我本人也是个考验。多年来,我一直侧重于中国古代书法和绘画的研究,硕士论文是《唐代的书法理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书画理论,已出版的几本著作如《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中西美术批评比较》、《八大山人书法》和主编的《中华艺术通史》元代卷等都属于古代范畴。由古代转向现代则是近两年的事,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年来一直做《美术观察》杂志,关注的多是当前的艺术现象,对当代艺术思潮、艺术活动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书法热”现象,持续近30年经久不衰,在中国书法史上是少有的现象,引起了我个人的兴趣,促使我把视角转向对当代书法领域的研究。特别是作为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当代学人,作为共和国培养的艺术研究者和书法家,个人的成长经历也是在这个阶段。我本人也经常参与当代书法界的重要活动、展览及学术研讨,参加了《中国书法发展纲要》起草工作,我应该也相对有条件去记录、论述、评价这个特定时期的书法发展历程。

  有句古话叫“盛世修史”。建国5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处于盛世,这是修共和国书法史的绝好时机。

  写《共和国书法史》也有些巧合因素,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学术前辈的支持,跟出版社朋友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们还共同商议在《共和国书法史》的基础上撰写一部《共和国书法大系》,现已有初步构想,大体上分成五卷:一是书家卷,反映共和国的书法创作状况;二是书论卷,精选共和国的书法理论研究成果;三是我现在正写的书史卷;四是篆刻卷;五是年表卷——《共和国书法大事年表》,把共和国成立以来每年每月发生的书法大事记录下来,包括书法展览,书法研讨,出版的书法著作,出土的书法文物,书法组织,书法教育等。

  中国古代的一些理论家及时地把当时的艺术现象记录下来,成为今天的宝贵财富,如果能把共和国这个时代的书法历史记录下来,做出思考与评价,不仅对当代书坛有启示,也会给后人了解这50多年的书法史提供有益参考。

  记者:书法是古老的艺术,而共和国是个崭新的时代。书法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概况是怎样的?

  李一:应该说,书法到共和国这个特定时期,既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又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机遇。50多年来,既有“冷”,又有“热”,其社会环境,既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运动,又赶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其发展历程是曲折的,总的来说,经受了种种考验,并且有很大的发展。

  书写工具由毛笔到钢笔到电脑的转换,汉字简化及文字走拼音化道路的提法,相当一段时间极左思潮和政治运动的干扰,西方艺术思潮的冲击等使书法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建国初期,书法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受到冷遇,甚至有人把书法排斥在艺术之外;受极左思潮影响,有人把书法跟养鱼、养花归为小情小调一类。“文革”时期,许多书法家被迫害致死,许多碑帖遭到了破坏。书法这门艺术的继承和发展的确面临着考验和挑战。但另一方面,书法在新中国又有许多新机遇和有利条件,大量古代书法遗迹的考古新发现,大批古代法书墨迹的出版,众多的书法展览、书法交流、书法比赛、书法研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和国家强盛的环境,又给书法的继承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

  记者: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共和国书法史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李一:一是由“冷”走向“热”。共和国书法的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的20余年为第一阶段,从70年代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的近30年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相对“冷”,第二阶段相对“热”。“冷”并非没有发展,帖学一路的书法在第一阶段有所复兴,许多人在默默地潜心研究书法,60年代曾展开过影响深远的“兰亭论辩”,出现了沈尹默、毛泽东、郭沫若、林散之等一批杰出的书法家。第二阶段出现了空前的书法热。文革结束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民掀起了书法热,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百姓,从黄髫小儿到耄耋老人,对书法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书法这种艺术形式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方面是由书法本身的艺术特点决定的,书法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雅俗共赏,是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操做起来也简单,一支笔一页纸,不管是行家里手还是初学入门者,均能自得其乐,获得精神享受,对于修身养成性、培养高雅生活情趣,甚至构建和谐社会都功不可没。更重要的是,书法之所以最终趋“热”,还有其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原因:即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力量,文脉传承的韧性,巨大的文化感召力。书法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当中华民族重新振兴,走向文化自觉时,必然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特别是书法艺术的价值。当然,“书法热”并非没有问题,鱼龙混杂、浮躁心态、急功近利现象的出现等等,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从史的角度去分析评判。

  第二特点是由实用走向审美。从历史上看,书法是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艺术。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法书碑刻如《兰亭叙》、《祭侄稿》,既是艺术品,又是在实用中产生的。共和国时期的书法,实用性虽然没有完全消失,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书信手稿仍是重要的书法作品,但整体而言,毛笔逐渐地退出实用领域,实用性也因而大大减弱。实用性减弱艺术性突出是共和国书法的特点之一。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书法失去了原来存身的土壤。但另一方面,又使书法走向审美艺术领域,使书法创作者、研究者更加注重审美层面,扩大了艺术空间。电脑时代挥毫基本上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写得更艺术一点,从审美的因素来看,今天更多地集中精力探讨笔法、章法、结构,更注重艺术语言的探讨,更自觉地去探讨艺术本身的规律。

  第三个特点是由书斋走向社会。古代的书法交流活动多属“雅集”,当代仍有“雅集”,但更多地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交流。古代书法的观赏多在书斋进行,民国时期有了“展览”,但数量和规模无法与共和国的“展览”相比。共和国的书法是共和国对外文化交流和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的展厅中交流,在研究会上交流,在报刊、电视和网站等现代媒体上交流,社会公共空间的广泛传播,增强了其社会影响力。书法展示环境的变化使共和国书法在形式上更加丰富,如巨幅作品的大量出现,斗方形式的大量出现。古代法书墨迹也通过展览面向社会和公众,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个特点是创作风格流派的多样化。50余年中,特别是后一阶段,传统的各种风格流派都有所发展,各种书体都出现了有代表性的书家,各书体之间的相互融合,新出土书法的借鉴和运用,现代书法的产生等使书法风格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陆俨少等一批画家书法的鲜明个性和他们书画的相互渗透和探索,成为共和国书法的一个亮点。

  第五个特点是由业余走向专业。古代的书家大部分是业余的,做官、做学问之余用书法修身养性,并不作为“主业”、“专业”。到了共和国时期,则逐渐由业余走向专业。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是走向专业化的一个标志。书协是在1981年成立的,比美协、作协、剧协、影协的成立要晚30年,但在政府支持下,发展迅猛,为共和国的书法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书协通过自己的章程,有序的组织活动,更好地促进了中国书法往专业化的方向迈进。

  书法专业化的另一个表现是,书法教育逐渐纳入了当代教育体制。在60年代,当时的浙江美院就成立了专门的书法科。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学校,比如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也先后成立了书法系,开设了专门的书法课程。到目前为止,全国40多所院校设立了书法专业,现已发展为从专科到本科、硕士、博士的系列教育,培养了一批专业书法人才。再者,共和国的书法研究队伍也由少到多,由小到大。近20余年来,书法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专业化,一批书法专著的出现和《书法》、《书法研究》、《中国书法》、《书法报》的创刊也是书法走向专业化的一个标志。

  书法专业化还表现在一批“职业书家”的出现。所谓“职业书家”,是靠自己的书法作品,通过市场自食其力。这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出现的新现象,是共和国书法史很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共和国时期书法最大的变化是艺术市场化。在今天,市场化是一个现实,任何一个书家在当代都离不开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法生存。当然,市场是把“双刃剑”考验着书家,对书家而言,重要的是不要被市场左右,如果能够利用好市场,对书家个人来说,就会有更好的条件继续研究书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职业书家会越来越多。

  记者:在撰写过程中,您有哪些切身体会?

  李一:中国书法在国人中有一种源远流长、血脉相承的精神特质。在书法被冷落时,被西方艺术思潮冲击时,总有一批人在努力复兴中国文化,发扬民族文化传统,潜心研究书法这一国粹,用书法传承文脉。我深深地被这种精神所打动。

  建国初始,书法不被重视,但还是有人在坚守。比如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沈尹默,在其晚年,他当时给毛泽东、陈毅等领导人提出过振兴书法的建议,他还在上海成立书法研究会,办书法学习班、收学生,培养了一大批书法人才。1956年,陈云诰、郑诵先、张伯驹、郭风惠、萧劳等共同发起创建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书法研究社——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出版碑帖,搞书法研究等。就是在“文革”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仍有许多青年孜孜不倦地钻研书法,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抄大字报,来进行书法的练习。有梦不觉人生寒,许多人在逆境中仍做着书法的梦。书法的文脉是顽强的,是不可摧毁的。书法的文脉是博大的,有着广泛的深厚的群众基础。方兴未艾的“书法热”首先是从民间自发兴起的。书法的生命力,书法的根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研究共和国书法史,“群众书法”不可忽视。“群众书法”是书法发展的基础。前段时间我去西安参加全国公安民警系统的书法大赛评比,很吃惊有成千上万的普通民警热爱着书法艺术,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有些作品水平虽不高,但他们对书法艺术的热情、痴迷让人感动。许多时候,打动我的不是专业书家、职业书家,恰恰是这种“全民热”,是“群众书法”。

  中国书法有着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其生存与发展最终要靠广大的书法爱好者。只要汉字存在,书法就会存在。所谓书法的发展、学科的建设,理论的探讨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群众书法”的基础之上的。

  记者:《共和国书法史》进展情况如何?主要包括哪几方面的内容?

  李一:进展是缓慢的,因《美术观察》的琐务及一些艺术活动缠绕,还未能如期完成。人到中年,深深感到时间过得快,感到“做事难,成事更难”。

  《共和国书法史》重在描述共和国成立以来书法发展的大的进程,包括书法创作、书法研究、书法教育和重大书法活动的进程。书法创作方面,要对共和国50多年的发展进程进行研究,包括前期与后期两个阶段有哪些不同,出现了哪些风格、流派,出现了哪些代表性的书家,取得了哪些成就,存在哪些问题。书法研究方面,要把共和国的书法研究状况进行述评:重大的学术会议、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学术观点,尤其是在历史上有突破性的书法理论观点。书法教育方面,包括学校书法教育、各种社会性的书法教育等。书法活动方面,包括书协主办的重大展示活动,组织、机构建设等有价值的、在书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

  记者:共和国50多年来的书法发展千头万绪,书家众多,要写《共和国书法史》,必然要对这一时期的书家、书法现象做严格的挑选与客观的评价,您认为具体标准是什么?

  李一:当代史难写,有句话叫“古人难找,今人难挑”。古代的史料等寻找起来不容易,要拔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才能窥见历史真相,而“今人”却又“难挑”。共和国举办了众多书法展览、书法活动,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书家以及对书法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在编选时选哪些?怎么来评价?这些问题有难度,也是当代理论家不愿写当代史的个中原因。

  写史要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性的评判标准,那就是客观地、公正地、实事求是地去选择与评价。对出现的书法现象和书家,要从历史的角度去选择、分析、评价其得失。

  为共和国书法修史,不是一味地为当代书家吹捧,也不是一味地批判,修史的目的重在建设,看这一特定时期的书家留下了哪些建设性的艺术精神财富,又留下了哪些遗憾。既要看到书家在特定时期做出的贡献,又要将其放到整个的书法历史长河中,看其在传承中华文化的文脉方面、在整个书法史的发展中有没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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