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室是业师李一先生的书斋号。李门弟子，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书期间，每学期都有几次大体固定的时间相约齐聚开元室，李老师亲手泡茶，师母江老师热情招呼吃水果，然后大家围坐一圈向老师报告读书和学习情况，老师随时指点进学门径，弟子们将书法习作张贴到毡墙上，师生互相批评。老师每年都有新书、作品集出版，欣然用毛笔题赠弟子的压轴场面更有几分薪火相传意味。二三年级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因论文指导问题，会更多几次“登堂入室”的机会，而毕业后在外地工作的师兄们每逢赴京公干，向老师报告工作学习情况，更是回开元室看望老师的一大堂皇理由。开元室的四季熙熙和和，洋溢着治学与翰墨的馨香，李一老师的严谨和温蔼，弟子们皆在无形中濡染。

李一（中）与2019年毕业的硕士汪哲平（左）、博士王谦（右）

　　在李老师门下，不论师兄还是师弟都比我年轻许多，目前最大年龄差是32岁。李老师和我的师生关系颇不寻常，李老师的父亲，即太老师，是家父读曲阜师范学校时的中文老师；后来，舍妹读美术专业时是李老师的学生；再往后，是我跟从李老师攻读书法博士。

　　写到这里，记忆瞬间拉得很长。和李老师第一次相见是1974年前后，曲阜文化馆组织本地书画家去山东济宁参观展览，家父带我同往。李老师尚读高中，我读小学，在曲阜城南门外集体候车时见到他的印象一直留在脑海，这是46年前的场景。那几年，曲阜城中心鼓楼的宣传栏和在孔庙“诗礼堂”举办的书画展中，李老师的美术作品处在显著位置，少儿作品中则会有我的一席之地。

　　在李老师的大学、硕士、博士阶段，孔子故里书画界盛传他的每一次成就，我在济南也能及时获闻，老师出版的专著和书法作品集更是先读为快，对李老师的治学和发展道路时生向往之心。到了年届半百，决意重新上路，历经三年考场，终于正式成为李门弟子。

李一 行楷《关于书法当代标准的思考》手稿（局部）

　　李一老师先后从师于陈绶祥、邓福星先生，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刚出版时我即拜读。我大学毕业后长年沉醉于读书、写作，但致力方向与学术联系很少，而在四年前投身李门、正式接触学术研究之后，才超越浮泛理解，对老师的学问之精之博有了更切实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老师多部专著品味得更渐真切。

　　在书坛，李老师以章草、楷书著称，颇具个性和新态，近年益增老辣气象。李老师多次展览所书诗文均为自撰，为画家朋友题画也全为自作诗。天赋未必与勤奋相关，但取得大成就大境界，则在必需的天赋之外，勤奋、惜时绝不可少。十多年前，正是各种书画活动的旺盛期，李老师在《美术观察》担任主编，工作繁忙，又有其他推辞不掉的活动需要参加，据我的朋友韦良成兄（李老师的另一位“老学生”）说，李老师晚上回到家，总要读书、写字到下半夜。夜以继日是再朴素自然不过的勤奋，勤奋的背后，是对学术研究、诗词创作和池边挥翰的深爱。身兼核心期刊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和书法家、理论家、诗人几种身份，如非笔底有挟风雷之力，很难创作出这样大量的理论和创作成果。

　　李一老师对待艺术，有一明确理念，即“艺舟双楫”，他在中国美术馆的个展之一也曾以此为名。前不久，当我在微信上向老师汇报自己将出版两本新书时，李老师回复“以学术为支点，持艺舟双楫，往前迈”这14个字，我援为今后的座右铭。

李一 草书中堂 坚润其质，黝然其光。磨不磷兮柔而刚。

　　跟随李老师读书，是我学习生涯的最大幸运。读博期间，在技法锤炼和书论研读两方面都有大收获。李老师擅章草，在博一期间，李老师在展览上看到我初学章草，当时是走“蘧草”的路子，李老师细看几件习作，提出“练练方笔”。当时我已经由老师引导，正研读沈曾植资料，老师又特意指出写字可取法沈氏。这样，到博士毕业展的时候，我写了八条屏自撰诗《寐草行》，在技法上已开始取法沈寐叟。

王谦 草书舍得横幅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更是直接受益于老师的指导。论文《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先是评为中国艺术研究院2019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继而获得“中华传统文化民生奖学金·沈鹏民生奖学金”。2020年4月这一奖项正式颁布，李老师将这一消息发在微信朋友圈，除对论文的评述外，更深情地写道：“说来有缘，王谦学弟获的是‘沈鹏奖学金’。沈鹏先生是我当年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曾对我的论文精心指导，沈老指导拙文之情境至今仍历历在目。20年前，沈老又亲自为我的第一本书法集写序。沈老数十年做编辑工作，我也编了20多年的《美术观察》，王谦的编辑阅历比我还长。我与王谦都得到沈老的恩惠，荣幸之至也！”李老师的重情与谦逊，跃然于字节之间。

　　如果说这篇论文大体达到了老师的预期，在根本上就应归于老师的因材施教。这一论文的开端，是因老师在2016年10月底的一语点醒。在之后两年多时间里，老师多次提供新看到的资料；在论文开题、中期检查环节，帮助推敲，指正偏谬；在完成论文初稿之后，老师更日夜审改，付出更多心血。老实说，如果不是李老师提议，我的博士论文大抵不会想到沈曾植书法研究这个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点上，更不会有为配合毕业论文的写作而将沈曾植有关书法的文献进行注译、考论，和论文同样达到40万字、今年将出版的《沈曾植碑帖题跋札记辑释译论》这么一本书。

​王谦 草书条幅

　　为了弟子们的成长，李老师不辞辛苦。段永成师兄在内蒙古办个展，老师到场；我和聂国强师兄在山东章丘办展，李老师和师母到场指导并致辞，聂兄代表作者讲话时，忆及老师栽培之恩，眼含热泪。李门之中多青年才俊，未来更多弟子脱颖而出，让老师欣慰的同时，也代表了老师对艺术、社会的贡献。写到这里，十分想念此时被疫情远隔在美国的老师一家。

　　回首在京读书三年，刚入师门时李老师开出的必读书目范围广、数量大，包括书论以及文史、诗词、美术理论，现在还在继续读着，自忖再需七八年读完，其中如张舜徽先生《说文解字约注》是年前才买来开始阅读。老师再三要求弟子们写自撰诗文，目前自己只做到了可以写自撰短文、对联或集联，于写诗还有不小的距离。

　　2020年1月接受媒体采访，我曾以“草蛇灰线，伏脉五十年”为题概括自己的从艺之路。回顾与李一老师的师生缘，又何尝不是接近半个世纪？“鲁酒一杯气纵横，敢凭秃笔走京城。牵肠几许丘山意，细写家书到五更”。李老师写诗，鲁酒不过是故里文化的象征符号，但在现实中他其实很少饮酒。对其诗的隽永、悠长味道，我在正式师从李老师后，比20年前初读时更多了几分贴近的理解。